关于走访调查的情况，卷宗里也有一份详细的报告。案发时，泗海村实际居住村民416人，外出务工村民31人，除了牙牙学语的婴儿和病入膏肓的老人，专案组做到了应见尽见，既见又核，全部形成谈话记录。村民们普遍反映崔红霞平日里生活朴素，圈子单纯，待人热情，没有仇家，未发现与生前可疑人员有来往。

看完数万字的走访报告，祝元眼睛泛酸，仰靠向椅背，闭目安神。档案室严禁烟火，他只好磕出一支，衔在唇间过干瘾。他想到一个问题，现有证据只能表明崔红霞死后遭遇性侵，并不能断定行凶和性侵是同一人所为，如果冒然定性为奸杀，容易把侦查方向框死，忽视其他可能性。

把烟装回去，继续往下看，祝元才意识到自己多虑了。7000多天之前，时任主办民警就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专门从谈话对象中梳理出几名村民，制作了询问笔录，单独成册附卷。在这些笔录中，被询问人均提到案发当晚曾听见过短暂的呼救声，以及“耍流氓”、“不要脸”等辱骂声，当时以为是谁家两口子闹别扭。主办民警草拟了一张泗海村地图，将听见动静的村民住址标注在地图上，发现他们全部集中于村子的西北角，离案发现场近，确实相较于其他人更可能听见声音，证言可信度高。由此可见，性侵意图在崔红霞遇害前就已经产生，那么将行凶和性侵定为一人所为就合乎逻辑。

案件定性使调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也是最后一步，自此再无任何突破。九十年代末，传呼机称王称霸，但也没到人手一部的程度。手机算是稀罕物，在农村更是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天网、大数据等天方夜谭。专案组针对崔红霞的人际关系、金钱往来、生前活动轨迹等做了大量外围工作，悉数无功而返。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祝元竟然生出接下案子的念头，尽管此前他从未独立完整地办理过一起案件。卷宗每多翻一页，念头就多膨胀一寸，直至拓展为决心。

祝元把卷宗恢复原样，却并没有放回档案架。他抱着走出档案室，在管档民警喝他放下之前，主动递过去，陪上一脸假笑，说：“刚才我态度不好，兄弟多担待，还有一件小事相求，这本案卷就别放回去了，我很快回来把它带走。”末了补上一句，“放心哈，正规程序带走。”

进了刑警队，祝元径直去了大队长办公室，走到跟前又退后几步踌躇。他还是有些挣扎，仿佛那道门是波澜不惊的海面，门后是深不可测的海底，地壳将如何运动，能掀起多高巨浪，巨浪会不会砸下来溺毙好不容易站上正轨的生活，全是未知。

习惯性伸手进兜摸烟，连带摸出一张粘着烟盒塑料膜的合体旧相片。祝元嗦着烟，神叨叨地跟相中女子对话：“你也想我查，是吗？行，难得你正儿八经给我吩咐一回事情，照你的意思办。”

后续精彩内容，点击下方关注我们，回复书名即可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