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西南长官公署和四川省政府联合举办了两个以“业务讲习班”为幌子的特务训练队，虽然这两个特务训练队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分班训练。

虽然我还是从百忙中抽身亲自上课传授间谍、爆破、窃密、下毒、格斗等课程，对于这些党国精英们我几乎是倾囊以授，于此同时我还调整了各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县警察局长、县会报秘书的岗位，并对他们施以业务训练。

我在两个训练班中分别讲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人手发放一本小册子作为工作指南，要这些受训人员熟练掌握电台使用技术，都能达到独立电台的水平，收发报一体，并且尽可能做到遇到紧急突发事件随时与二处进行联系，让他们融入到进步青年当中去，并设法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我亲手带的这两个训练班共训练了500余人。

受训完毕後，我还通过四川省政府向省内各级政府颁布特别规定，要求各县要组成以县长、党部书记长、县自卫总队长、县警察局长、县会报秘书为成员的五人小组。

以各县县长为领导，在各县清查中共地下党组织，搜捕革命人士。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要以我亲手参与编撰的“一甲三侗”方案为基础，大力扩充保安队，组织地方武装，训练各县总队长，确定每县成立保安队一个团或一个营，并开辟财源，自购枪支弹药，以便加强对四川和重庆地区的血腥统治。

然而，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挡历史车轮转动的进程。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尽管我在重庆的剿灭地下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捷报频传，但是全国战局的事态发展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代总统李宗仁命令我做好撤离重庆的准备。

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想撤离，一方面我对于重庆市倾入了心血的，另一方面，我对蒋校长是怀有感情的，虽然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是黄埔军校的人，我怎么能听命一个广西蛮子的调遣呢！

于是我虚与委蛇，并不把中央国民政府让我撤离当做一回事儿。依旧剿杀共党余孽。

由于此时，蒋校长已经下野，他和毛人凤已经在台湾办公。因此我的很多行动计划与报捷信息都是通过电台直接发往台湾方面的，蒋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虽然蒋校长已经下野，但是我对蒋校长的忠心依旧不改，这就更加获得了蒋校长对我的青睐和重视。

但战局实在是不容乐观，蒋校长发来的电报中，也开始频频提到让我放弃重庆前往台湾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作为一名党国军人，我还对他们做出的命令十分不理解，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渐渐明白了蒋校长的良苦用心。